在某個汽車專業網站論壇上，一位自稱向來守法的網民講述了收到兩年來第一張罰單的不快經歷：幾天前，我在四環路限速每小時80公里的四惠橋不幸被“電子眼”抓了個正著，200元罰款外加3分違章積分足以叫人引以為鑒，但我心中更多的卻是不解與困惑，因為罰單顯示當時車速為每小時82公里。 這位網民說，兩公里的差別，對那套高價、先進的雷達儀器而言自然不在話下，可有多少汽車的時速表能精確地顯示出來呢？
超速自然不對，但關于超速的標準和定義也絕非限速牌上寫個數字那么簡單、機械。在一些發達國家，只有車速超過限定時速一定幅度后才被視為違法，因為立法者和執法者明白，駕駛員靠腳踩油門是無法精確判斷車速的，而且汽車的時速表或多或少存在誤差。這位網民還指出，國外的一些處罰手段也很簡便，即在超速數值后面加個零作為罰款金額，如果超速40公里，就罰款400元。相比北京“超過規定時速50％以下罰款200元”的籠統規定，人家的執法既鐵面無私，又容易讓違法者接受。
西三環路紫竹橋由南向西的匝橋規定限速每小時30公里，上個月由此路過的韓先生盡管小心翼翼但還是未能逃過“電子眼”。據他回憶，一上橋便看到醒目的限速牌，趕緊將車速控制在每小時20多公里，下橋時還特意松開油門，但由于是下坡路汽車越來越快，等他發現并急踩剎車時，時速表指針已超過“30”的位置。韓先生不服的是，這里車輛并不算多，設定這么低的限速標準，依據究竟是什么？
合理限速既能保證道路安全，又不妨礙道路暢通，但北京市設定的道路限速值從何而來、由何而定，公眾并不清楚。對一個司機而言，如果不知道在某個特定路段超速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他的守法意識可能會打折扣。這種見“果”不見“因”的執法依據，很難讓人心悅誠服。
根據北京市的規定，機動車在同方向劃有二條以上機動車道的道路上行駛時，沒有限速標志、標線的，城市道路最高時速為每小時70公里，封閉的機動車專用道路和公路最高時速為每小時80公里，但中央電視臺的一項調查顯示，不清楚這個規定的人竟然占到84％。
在一家投資公司任職的王女士拿到駕照也就一年時間，每次開車上路都中規中距，但前段時間的一次違法經歷讓她覺得十分別扭。穿過西直門內大街一個路口時，信號燈突然由綠變黃，王小姐趕緊剎車，車頭稍稍超過了停車線，沒多久她便在網上查到了“車輛停在人行道”的違法紀錄。王女士覺得很無辜，她說，性能再出色的汽車都有一定的剎車距離，即使是嚴格執法也不應對此視而不見。
依據國內的規定，如果機動車尾燈不亮必受處罰，受罰者也不會“狡辯”，但一位“海歸”人士的經歷勾起了人們對人性化管理的渴望。這位人士在國外開車時曾被警車追上，并被告之汽車一側的尾燈不亮。警察雖然開具了“罰單”，但并沒有任何處罰措施，只是請他在7天內修好，然后到指定地點接受檢查，如果逾期不辦才會受到嚴厲處罰。這位“海歸”人士認為，汽車尾燈出現故障，絕大多數情況下只有旁觀者才能發現，簡單地處罰不知情的司機合法卻不合情理。
法不容情是法制社會的基本特征，但并不應該排斥人性關懷，因為法律、法規的本意在于引導人們規范行事，而處罰只是手段。對這個觀點，即使是交通執法者也不反對。一位交警告訴記者：確實有很多違法者的遭遇值得同情，其抱怨也存在合理成份，但按法律、法規條文辦事是我們的職責，如果真要質問的話，也應該質問法律、法規本身，而不應該是執法者。
警惕交通協管變“邪管”
近日，一家媒體對北京嘉里中心附近個別交通協管員“以權謀私”的丑行進行了報道。被曝光的交通協管員頗有些欺軟怕硬的“小聰明”：對奔馳、寶馬違章停車要掂量掂量，“不好惹就把罰單撤了”；對于一般車輛違章停車，則向車主表示孝敬一條紅梅香煙我就可以給你撤罰單。
交通協管員手中的權力到底從何而來？今年開始施行的《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規定，協管員“協助交通警察維護道路交通秩序，勸阻、告知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
由此可以看出，交通協管員并無執法權，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一些“聰明”的交通協管員還是利用“站在執法者身邊”機會，把對違章車輛貼罰單的工作變成了一種“執法權力”。一條紅梅香煙的價格遠遠低于司機亂停車要交的罰款；罰款進的是國庫，紅梅煙卻可以裝進自己的口袋；于是乎，貼罰單和撤罰單也就成了一種可以被賄賂、權勢等因素左右的行為，不再符合法律公平和公正的原則。
從大背景看，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近些年出現交通協管員這個“新職業”有一定的道理。機動車數量猛增，人、車、土地矛盾凸顯等因素使交通管理者捉襟見肘，警力嚴重不足。在這種前提下，交通協管員的工作的確可以緩解一部分城市交通壓力。但是有關部門也要意識到，既然用法律的形式賦予交通協管員權力，就一定要同時對其進行嚴格的約束、監督和管理。否則，在整個執法的鏈條中就會出現一個脆弱的“交通協管員窗口”，由于這一環節的腐敗從而破壞整個執法體系的形象。
除了“以權謀私”，北京市一些交通協管員常見的毛病還有衣冠不整、用語不文明、不規范等。另外，在一些情況下，他們本來可以依據法規對違章行為進行勸阻，但最終卻一言不發而只是暗中拍照取證。這些都需要有關部門嚴格管理，盡快推出條例、細則對交通協管員的工作加以規范，交通協管絕不能變成交通“邪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