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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毀于汽車 汽車與我們的羞恥感 汽車在現時中國，被定義為10萬元級的消費品。像在其它國家所遭遇的一樣，汽車在中國除了作為代步交通工具，依然避免不了成為財富的象征和社會地位的符號。但出于賣車的商業目的，汽車的廣告語不約而同地強化著自己的財富象征與身份象征屬性，加上傳媒的合謀，潛意識地毒化了本已貧富分化的空氣，并為城市交通系統的規劃者過分地給了暗示，間接導致公共交通的發展緩慢和私家車的泛濫，使交通出行的選擇向私家車傾斜與集中。 在中國一些發達城市，年輕人坐公交車會覺得羞恥——因為在他想到他這是在搭乘最節約社會資源的交通工具之前，他首先想到的是另一些事實：他的同事買了車，他的同學買了車，他認識的新朋友買了車，社會上很多與他年齡相當的人都買了車，而他沒有。當他站在公交站臺，當他在擁擠的車門口交了錢然后匆匆趕往后門擠上車的剎那，他仿佛覺得全世界由此看到了自己的一事無成，即便他在銀行有100萬元存款都無從辯解。因為這就是今天的汽車版城市的市儈立場：如果你是成功人士，你應該買輛名車；如果你指望別人把你看作成功人士，你可以按揭買車；如果你不買車，你至少應該打的；如果你居然“淪落”到去坐公交，那便是再普通不過的弱勢群體一員了。 地鐵為城市里一些無車族挽回了部分顏面，它雖然也便宜，在中國畢竟算是時尚和新潮的交通工具，而且速度一點也不比自己開車慢。但年輕人仍然一想到自己無車就坐立不安、耿耿于懷，因為由傳媒、新聞、廣告、汽車展、汽車專賣店和汽車時尚共同構成的汽車“氣場”太強了，給了那些無車族以無限的壓迫感。他們被汽車定了罪——“不成功罪”，這幾個字就烙在了他們的手上——因為手沒有握住方向盤，也烙在他們的腳上——因為腳沒有踩住離合器，也烙在他們的腰上——因為腰上沒掛汽車鑰匙。 人的選擇和自由意志，毀于汽車 弱智化的文明 10年前的今天，社會學家鄭也夫發表《轎車文明批判》，引起社會嘩然。他寫道：“轎車洪流的涌入沒有加快交通速度，卻污染、堵塞、毒化著城市。它的巨大的停車場侵吞了街心公園，它的無休止的道路擴建蠶食了城市的劇院、藝術館、綠茵場，它打破了城市甚至郊區的寧靜……如果汽車文明注定將成為夕陽文明，我們為什么要隨它走入死亡的港灣。如果汽車所代表的功利哲學和黑色文明注定將融進綠色思潮中，我們為什么不及早為它謀劃。” 但是我們回不去了，盡管這樣的努力還在嘗試：從今年4月起，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第一個將汽車逐出市中心的大城市，實現“無車城”，各大停車場正在改為草坪；9月，歐洲36個國家的近千個城市舉辦了“無汽車日”活動。 我們不是要退回到騎自行車，而是要回到生命中最本質的東西，保持不讓自己身體的功能退化，保持與不斷發掘原始的基本的動手能力。包括汽車在內，太多“科技”使生命本身的功能退化了，從大腦到四肢，從上半身到下半身，抵抗力下降，患病率上升。我們點眼藥水而不再做眼保健操了，發短信而不練少林一指禪了，用電腦而不用算盤了，開空調而不吹電扇了，開車而不走路了，上跑步機而不再跑步了，吃偉哥而不健身了，請鐘點工而不會做家務了，買現成品而不會做手工了……我們是這樣地過于依賴發達的商業社會了，毫無保留地相信新科技成了我們的慣性思維，我們安于享受精確、快速、標準化。 愛因斯坦發現偉大的相對論公式的時候，是沒有計算機的。全國的工匠建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是沒有建筑CAD軟件的。中國擁有八大菜系和滿漢全席的時候，是沒有麥當勞和便當盒的。馬可·波羅和徐霞客游歷中國的時候，是沒有汽車的。瞧，沒有“科技”的精確、快速、標準化，“人”依然可以做得這么好。 汽車無錯，錯的是對汽車的瘋狂，為此犧牲了城市、效率及生活質量。現在，中國城市室外最大的聲音源有兩個：建筑和汽車。除了在畫地為牢的步行街，你還聽得到人聲嗎？ 毀于汽車，無人幸免 在汽車版城市，沒有汽車可以跑出全速(除了F1賽場)，沒有空氣不帶汽油的味道(除了噴空氣清新劑)，沒有人可以離開引擎聲而安睡(除了市郊住宅小區的深處)。 由新加坡新傳媒集團和中國中央電視臺聯合主辦的2001年國際大專辯論會的主題是“人類會毀于科技嗎？”那時分為正方反方，沒有答案；今天我們問“中國會毀于汽車嗎？”，《新周刊》是正方，中國汽車工業和眾多有車族是反方，而答案早已寫下，只待未來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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