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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一輛車牌號為吉AC0020白色寶馬車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宿舍門前撞倒一名女博士生。車主不肯道歉，駕車撞翻一排自行車離開現場。在校門口被攔時聲稱“你們就會知道是誰”后，棄車而去。
照理說，開車撞傷人，車主主動賠禮道歉，這是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首先應該承擔的道義責任。即便被撞傷者不主動提出，車主也應該道歉，這是對自己同伴最起碼的尊重。何況，道歉并不需要承擔什么具體的經濟損失。
這樣看來，無論從道德邏輯，還是從經濟邏輯出發，道歉都是車主的最優理性選擇。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當一不小心給別人造成不便時，我們首先都會說對不起，即使對方十分惱火，但在真誠的道歉中，隨之矛盾也會很快化解。那么，車主為何偏偏不愿意選擇承認錯誤，更不愿意道歉，寧愿用金錢“私了”呢？而在不能夠私了的情況下，卻選擇了在通常人看來最差的策略呢？
任何正常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而在我們看來并非理性的行為，或許并非真正的不理性，只是沒有找到約束條件和影響因素。同樣，車主選擇現在這種策略，也是“理性”的。那么，是什么樣因素促使車主選擇現在的策略，卻不用承擔這種策略所帶來的后果呢？
事實上，車主告訴了我們他選擇這種策略背后的動機和原因，即“你們就會知道是誰”。這句話表明，一旦被學生知道車主真正的身份，就會主動放棄道歉的要求。身份就是權力的象征，而權力的因素一旦作為約束條件，自然無論道德的計算，還是經濟的計算，都被賦予極其小的權重。
這說明，車主選擇現在的策略，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依據是政治的邏輯，即車牌號是某種權力和地位的象征，這種地位和權力反過來會使車主擁有某種“特權”，這種“特權”可以超越道德邏輯和經濟邏輯，使得違規者在不遵守這兩種邏輯的情況，仍然不失為一種最優策略。
其實，這種邏輯是與計劃經濟和身份社會緊密相聯的，即一切資源和權利的配置都是基于身份地位，形成不平等的配置。雖然，從短期來看，這種權利配置格局可以給權力擁有者極大的便利和優勢。不過，從長期來看，這種基于身份配置資源的社會，不僅會造成資源的濫用和不良配置，而且會造成社會兩極沖突和對立，使得社會逐漸形成特色非常鮮明的階層，有些階層比其他階層更為平等。最終，不利于社會的良性互動，也不利于社會沖突的和平解決。
我想，這也是寶馬車撞人案所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深層原因。而一個社會要實現持續和長期發展，就必須從基于身份的社會向基于法治的社會轉變，使無論是強者，還是弱者都遵守同樣的規則。這樣，無論是強者，還是弱者，都會回到人類社會的“正常”選擇邏輯，自然，資源也會得到合理配置，沖突也會得到和平解決。同樣，要杜絕類似寶馬車撞人事件的發生，最根本的還是實現社會轉型，從身份社會走向法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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