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迫使“官念”轉變 汽車召回千呼萬喚“

　　年年“3.15”，不僅活動幾近“程式化”，維權改進也難讓人釋懷，因此，消費者參與熱情遞減，似乎也就可以理解。當然，今年畢竟還是有進步。 　　也許是“有意的巧合”，3月15日這一天，《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出臺，并宣布此項行政規章于今年10月1日起實施。 　　去年我國共生產430萬輛各色汽車，產量排序為世界第四。據此，國外有輿論說“中國開始邁進了‘汽車社會’的門檻”。這個說法，普通百姓未必關心或認同，但我們有理由強調，不管你是否擁有私家車，“召回”制度在中國的試點都值得每位消費者去關心。因為這是一項在消費領域保護產權與保障人權的具體制度。為了這項制度能在中國“落地生根”，許多有識之士奔走呼號多年，各相關利益主體也較勁博弈了多年。 　　有必要對“召回”制度作點解釋，“召回”指的是，因設計、制造等原因引起某個型號或批次的產品出現普遍存在的具有同一性的危及人身和財產安全的缺陷，制造商必須以更換、收回等方式消除產品的缺陷，并對消費者作出道歉或物質性補償。人所共知，可能影響消費者人身或財產安全的產品決非汽車一種，家用電熱水器或燃氣熱水器，因設計或制造缺陷導致電死人或“熏”死人的惡性事件，在國內決不是只出現過一宗兩宗。 　　“召回”制度選擇汽車作試點并非偶然。早幾年，發端于湖南的日本產某幾個型號的越野車質量風波，武漢的“砸大奔”事件，最后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困于國內沒有汽車召回制度。消費者除了與制造商扯不清、道不明，財產受到損失，還有人因此而致傷、致殘的。旁觀國內保護產權與保障人權的每一項具體制度的出臺(包括改進)，多多少少與直接或間接的“國際背景”有關系。 　　“國際背景”的存在，還不是“非偶然”的主導性因素，真正的主導性因素在于市場開放度日增，逼著國內制造商轉變觀念。就以汽車市場為例，制造商若繼續漠視消費者權利，等于愣生生把生意推給外國車商去做。 　　還有個主導性因素更重要，專指有關部門的“官念”轉變。前推幾年，每每面臨中國也該實施“召回”制度的集中呼請，有關部門總是以“國情不同”或“條件尚未成熟”擋駕。這中間固然有既得利益團體的不斷游說起著相當的作用，也包括一味依賴行政手段保護汽車工業發展的“官念”實在落伍。 　　所指“官念”轉變，就我們的認知所及，還當有更深的內涵。這里著重指出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對行業效益的“總體”與消費者權利的“個體”，其分量誰輕誰重，有關部門開始選擇后者，是為正確“大局觀”和本真的“生產目的”的理性回歸。再一層意思則指，消費者使用產品的財產損失補償和人身安全保障，首次被提升到對公民產權保護和人權保障的認識高度。 　　缺陷汽車產品召回制度的建立和實施是一項十分復雜而龐大的系統性工作，涉及政策研究、法規規定、前期技術準備、信息網絡建設、實施后的日常運行管理以及宣傳培訓等方方面面，需要國家專項財政予以支持。